王闿运“通经”与“治事”观及其关系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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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王闿运(1833—1916年)，字壬秋，又字壬父，号湘绮，世称湘绮先生，晚清经学家、文学家。王闿运为学主治《春秋公羊传》，宗今文经学。对于“经”，王闿运力主致用。通经致用是王闿

王闿运(1833—1916年)，字壬秋，又字壬父，号湘绮，世称湘绮先生，晚清经学家、文学家。王闿运为学主治《春秋公羊传》，宗今文经学。对于“经”，王闿运力主致用。通经致用是王闿运经学思想的主要原则。此种经学思想自然跟晚清的“多事之秋”紧密联系。因此，通经致用的“用”不可避免地与“事”联系起来了。“通经”与“治事”也成为理解王闿运经学思想的关键词。

一、“通经”观念的缘起及其内涵

“经世”理念贯穿于王闿运一生，是儒者修齐治平理想的精神回归。王闿运“经世”思想的产生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。首先是时代环境的造就。王闿运生于内忧外患之世，乱世则《春秋》兴是历史之趋势。更何况早在明清之际，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船山等大儒早就敏锐感受到当时儒学的空谈之害。因此，他们都主张致用之学与经世之能，而绝非停留于词章义理。很明显，顾、黄、王三人的思想对王闿运“经学以自治，史学以应世”的学术理念形成影响颇深。其次是王闿运自身的求学经历。9岁即诵四书五经的王闿运幼时却非专意于科举，而是更青睐于经史词章。王闿运幼年更倾心经史词章：一是因为年少多喜清丽词章；二是幼年阅历不足，难以理解经典中的大道，更别谈付诸实践的经世。因此，幼年的王闿运亲近词章经史便不足为奇。清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始，王闿运开始游学，此时视野开阔，眼见山河多事，方知自身见识之鄙薄。尤其是与礼学家彭砥先交往后，“府君一见与语大悦，遂有至于习礼，每讲论辄移晷达旦，又手抄史记成帙，盖自是始欲通经致用，非仅诂训词章而已”[1]7。王闿运自认前学皆是虚妄，因而转向致用之学。后与邓辅纶、邓辅译相交，更尽力于经世之学。再次是经典本身便蕴含着经世之力。在晚清这个特殊的时期，经世致用只是文人处世的诸多选择之一。多事之秋有人明哲保身选择隐退，有人左右奔走谋取私利。但王闿运选择发扬经学的致用之道，实际是发扬经学本身具有的经世之力。

欲知何为经学本身的经世之力，须知“经”之本义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经，织也。从系，巠声。”段注：“织之纵丝谓之经。必先有经，而后有纬，是故三纲、五常、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。”[2]644强调“经”之“织之纵丝”与“天地之常经”的双重义旨。实际上，经之本字为“巠”。“巠”与“经”起初是两个单独的字，“巠”的出现似应早于“经”，“巠”是西周早期的字，“经”则是西周中期的字(史料明确记载此时纺织之术大盛①)。西周中后期二字开始通用，似因二字之取义皆有纵横、贯穿之象。而且西周中期有“经维四方”，西周后期毛公鼎又有“肇巠先王令”，亦可证“巠”与“经”二字至西周中后期才得以通用，并延续至今。据考证，“巠”后与“经”还有“陉”皆通。如黄侃《声韵略说》：“凡此诸文……而巠脉明白可寻。”[3]388“巠”为川水之貌，此乃天地营构之象；而“经”为纵丝之织，此乃人事治理之道。周代铭文有“经维四方”和“肇雍经德”，透出一股经天纬地、经邦治国的帝王之气。从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，“经”字做“书籍”解，最早也要到春秋战国时期。也就是说“经营”之义才是“经”的本义，而非后世认为的“经籍”或者“经典”。除前文所引周代金文之“经”为“经营”之义外，还有更多传世文书的证据。

《书·周官》：“论道经邦。”[4]372(郑玄注，经者，经营也)

《周礼·天官·序》：“体国经野。”[5]5(郑玄注，经者，经营也)

《周礼·天官·大宰》：“以经邦国。”[5]37(贾公彦疏引《治典》，义为经营)

《周礼·地官·司市》：“以次叙分地而经市。”[5]515(郑玄注，经者，经营也)

以上四条语料，“经”皆做“经营”解。《书》和《礼》都是周朝重要的文献，记载着当时的制度和风俗，天官、地官都号称周朝的“信史”。因此，“经”本身便含有经营与经世之意。王闿运在幼年广泛涉猎经典的基础上，一旦山河之事触碰其经世之思的时候，经学内在的经世致用的理念便自然会生根发芽，促成王闿运自身实践经学的经世致用之力。

王闿运的“通经”观，手段在“通”，目的在“用”，用，即是致用。所以，王闿运的“通经”观应该叫“通经致用”观。通何种经？致何种用？这是了解王闿运“通经致用”观的关键。孔子乱世作《春秋》，用以正诸侯。王闿运正生逢晚清格局，因此，重视《春秋》成为儒者的一种潜在理念。那个时代把学用一致与知行结合看作是“经世致用教育思想有关改革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主张”[6]50。事实也是如此。随着晚清时局的变动，王闿运越来越认为五经之中，《春秋》为重。清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义和团运动发生，王闿运当时曾就时局为他的学生吕雪棠讲述致用当用《春秋》，“四方归化与夷狄交侵，无以异也。浅识之士，喜盛畏衰，遭时晏平，俨然自肆，及见侮辱，愤泣而已。故庄周以箕子、比干为役人之役，以其因人忧乐也。然《春秋》不能正之，《五经》所言皆盛明事也。身居篡夺之中，日有修平之乐，恒见己之不足，岂计人之顺逆。故握要以图，不下席而天下治。至于化通无外，莫不尊亲，而我志不纷，乾乾在抱。斯所以祖述尧、舜，莫不乐乎！孔子以前，固未言此。治经致用，莫切《春秋》，非谓其政法多也”[7]504。无论是四方归化的太平之世，还是夷狄交侵的浑浊乱世，用经典弥补内在的不足，修身祈乐，《春秋》是可以做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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