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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震的通经与明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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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清代学术史上，戴震既是一位个性奇特而又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师，又是一位生前身后均饱受了诸多非议与攻击的学者。在其时人章学诚所写的《书朱陆篇后》中，章学诚一方面肯定了戴震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地位:“戴君学问，深见古人大体，不愧一代巨儒”;而在另一方面他也似乎默许了其时人对戴震学问之道的褒贬，他指出:“戴君下世，今十余年，同时有横肆骂詈者，故不足为戴君累;而尊奉太过，至有称谓孟子后之一人，则亦不免为戴所愚。身后恩怨俱平，理宜公论出矣，而至今无人能定戴氏品者，则知德者鲜矣。”［1］16那么，戴震的学问何以会在生前身后陷入这种毁誉参半的境地呢?沿着这一问题出发，从考察戴震的那种由“通经”以“明道”的学术宗旨入手，来剖析他在治学方法上的利弊得失。

戴震认为，古今的学问不外乎有三种，即义理、考据和辞章(文章)，因此他说:“古今学问之途，其大致有三:或事于理义，或事于制数，或事于文章。”［2］143他把学术分为三途，认为此三者不可取此而舍彼。又说:“天下有义理之源，有考核之源，有文章之源，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。”［3］143然而，在此三者的关系上，戴震却流露出了明显地偏重于“义理”的倾向，这一点可从其门人段玉裁的笔录中得以证之。在戴震去世后所辑的《戴东原集》的序言里，段玉裁即引用了戴震生前曾对他讲过的一句话说:“义理者，文章、考核之源也。熟乎义理，而后能考核、能文章。”［4］1不仅如此，在偏重于“义理”的同时，戴震亦有轻视“文章”之嫌，认为“事于文章者，等而末者也”。［2］143在戴震看来，工于“文章”之类的学问只是“艺”，而非“道”也，且认为“道”是“本”，“艺”则是“末”。对此，当时一些秉持“文以载道”的文人君子们则不以为然，尽管他们仍赞同“以艺为末，以道为本”的说法，然而，“诸君子不愿据其末，毕力以求据其本，本既得矣，然后曰:‘是道也，非艺也’。”［2］143-144既然“诸君子”如此“毕力”地酌“艺”以返诸“道”，戴震为何仍坚持视“文章”为“末”呢?因为在戴震看来，圣人之“道”只是载诸于“六经”，“《六经》者，道义之宗”［5］145，而“文章”于圣人之“道”则“有至”者、“有未至”者，所以仍是“艺”而非“道”也。在《与方希原书》一文中，戴震是这样解释的:“故文章有至有未至，至者得于圣人之道则荣，未至者不得于圣人之道则瘁。以圣人之道被乎文，犹造化之终始万物也。非曲尽物情，游心物之先，不易解此。然则如诸君子之文，恶睹其非艺与?”［5］144

那么在断定了“文章”为“艺”，是“末”而非“道”的观点之后，剩下的“义理”与“考据”两种学问之途，戴震又是如何看待的呢?这就是本文接下来即将要探究的问题了。

对于自己毕生的治学心得，戴震在《与是仲明论学书》一文中作了如下一番自述说:“仆自少时家贫，不获亲师，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，定《六经》示后之人，求其一经，启而读之，茫茫然无觉。寻思之久，计于心曰:《经》之至者道也，所以明道者其词也，所以成词者字也。由字以通其词，由词以通其道，必有渐。求所谓字，考诸篆书，得许氏《说文解字》，三年知其节目，渐观古圣人制作本始。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，从友人假《十三经注疏》读之，则知一字之义，当贯群经，本六书，然后为定。”［6］140

从他对这段治学心路历程的回顾来看，戴震的治学宗旨就是“通经以明道”。在他看来，“通经”则须运用考据训诂的方法来“由字以通其词”，一个人如果不懂考据训诂、小学文字之类的学问功夫，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古代经典——即“通经”。因此，在“通经”上，戴震非常赞同古代汉儒之法:“自昔儒者，其结发从事，必先小学。小学者，六书之文也是也。”在戴震看来，“六书之文”是我们“治经”时所无法绕过的一道门槛，“六书也者，文字之纲领，而治经之津涉也。载籍极博，统之不外文字，文字虽广，统之不越六书。”［7］66而且，戴震在考诸前人之“六书”研究的成果上，更富于创见性地提出了关于“六书”的“四体二用”之说，即认定“六书”中的“指事、象形、形声、会意”为四种“造字”之法(“四体”);而“转注”和“假借”则属另外的两种“用字”之法(“二用”)［8］64。同时，在“通经”方面，戴震又不完全泥古，相反，他十分注重对汉儒治经时的训释、笺注重新加以综核精审，他说:“《经》自汉经师所授受，已差违失次，其所训释，复各持异解。余尝欲搜考异文，以为订经之助，又广揽汉儒笺注之存者，以为综考故训之助”。［5］145对于这种在“综考故训”时所面临到的材料真伪之取舍问题，戴震又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一个“求十分之见”的观点:“所谓十分之见，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，合诸道而不留余议，巨细毕究，本末兼察。”［9］141由此可见，戴震对汉儒在治经方面的推崇，统而言之，乃是一种精审务实的考据学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