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古｜晋朝的“废钱”之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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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在金融和货币政策方面西晋和东晋都显得有些特别，它们建立政权后并没有推出新的、统一的货币，仍使用前代发行的各种“旧钱”，甚至还提出过“废钱”之议，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统

在金融和货币政策方面西晋和东晋都显得有些特别，它们建立政权后并没有推出新的、统一的货币，仍使用前代发行的各种“旧钱”，甚至还提出过“废钱”之议，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统治者不懂金融或者“太懒”吗？

不铸新钱

在中国古代，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重新整合各项政策、律令，无论政治、军事还是经济，都会在汲取前代衰亡教训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调整。具体到金融方面，各个新的王朝一般也会推出自己的政策，包括统一货币体系、设计或铸造“新钱”以代替旧有货币等，这不仅是新王朝权威的体现，更有利于建立统一的经济秩序，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。

但晋朝有些特殊，无论西晋还是东晋，都没有这方面的措施。《晋书·食货志》称“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，至晋用之，不闻有所改创”，还称“晋自中原丧乱，元帝过江，用孙氏旧钱，轻重杂行”，此外，《通典》也说东晋“用孙氏赤乌旧钱”。也就是说，西晋建立后主要使用的货币是曹魏时期及之前的五铢钱，东晋南渡后则主要使用“孙氏旧钱”，即孙吴时期铸制的钱币。

不仅史书记载如此，从考古发现看也大体是这样的。经过对两晋时期众多墓葬出土钱币情况进行的统计，可以发现这些钱币中最早的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等，但总量不多，最多的是汉代的五铢钱以及王莽时期、三国时期在五铢钱基础上发行的货币，这一部分大约能占到出土的同期钱币总量的95%以上，而晋朝发行的“新钱”则几乎没有。

在文学作品中时常提到两晋时期的钱币，唐代诗人王建有诗：“素奈花开西子面，绿榆枝散沈郎钱。”李贺也写过“榆荚相催不知数，沈郎青钱夹城路”，还有李商隐写的“谢家轻絮沈郎钱”，说的都是“沈郎钱”，一般认为这是东晋大将军王敦手下参军沈充所铸的钱币，这种钱币考古发现较少，且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，说明这并不是官方发行的全面流通货币，而属于地方势力的私铸。“沈郎钱”之所以被后代诗人们频频提及，主要因为这种钱币又轻又小，使它成了众人揶揄的对象。

从总体上看，两晋官方没有推出统一的、流通全国的新货币，商品交换所依靠的主要是汉代以来各个时期发行的“旧钱”。从现代金融的视角看，铸币权不仅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，还可以借此获得收益，即铸币税，两晋的统治者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主动放弃了这些呢？

一种流行的看法是，晋朝的初建者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“耽于声色，意志消沉”，缺乏雄才大略，安于“率循旧章”，很多政策都沿袭曹魏旧制，加上当时商品经济并不发达，社会上对发行新的货币没有迫切需求，所以“终晋一代没有铸造过铜钱”。

金融混乱

然而，由此带来的弊端又是显而易见的。“旧钱”铸造于不同时期，品目繁多，并不统一，给交换带来了麻烦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汉代推行五铢钱时，其价值本来体现在自身的重量上，“五铢”既是重量也是它的“面值”，但在此后的战乱时代，以蜀汉、孙吴为代表的割据政权出于化解经济危机的需要，陆续推出了许多“面值”与重量不相匹配的钱币，如蜀汉的“直百五铢”及孙吴的“大泉五百”、“大泉当千”等，这类货币上铸着官方规定的“面值”，在当时也是以所标示的面值来使用的，如“直百五铢”就是1枚当100枚铜钱花，而“大泉当千”是1枚当1000枚铜钱花，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结果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金融现象，这些名实不符的“大钱”进入晋朝后该怎么处理呢？

显然，按照它们所标示的“面值”来流通是不合理的，百姓也不会接受，如“大泉当千”，尽管铸造时它比五铢钱又大又重，但尚不至于比五铢钱重1000倍，经过对考古发现进行统计分析，1枚“大泉当千”约相当于7枚五铢钱，站在公平的立场，晋朝流行的“大泉当千”既不能当1000枚五铢钱使用，也不应该只当1枚铜钱使用，合理的“比价” 应该相当于7枚五铢钱，也就是不按“面值”而按其实际重量进行交换。

事实上，这些钱币在晋朝的流通情况也的确如此。《晋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，当时的百姓把各种杂乱不一的钱币分成几类，“大者谓之比轮，中者谓之四文”，就是按重量进行区分的，“大泉当千”被列为所谓的“比轮钱”。《晋书·食货志》还记载，“广州夷人宝贵铜鼓，而州境素不出铜，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，贪比轮钱斤两差重”，这里说的是，南方一些少数部族需要铸造铜鼓，他们喜欢收购北方的“比轮钱”拿回去铸鼓，原因就是这种钱在市场上是按重量交易的，与五铢钱比较的话，显得更划算一些。

文章来源：《全国流通经济》 网址: http://www.qgltjj.cn/zonghexinwen/2020/0810/477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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